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，而历史则是一个国家的教科书。

　　在近代中国，没有哪一个年份像1911年辛亥革命那样跌宕起伏，风云际会。如今，发生在一百年前那一场变革已然尘封，但经过时间的发酵，历史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味道，以一百年为一个时间节点，辛亥革命就这样生猛而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围绕辛亥革命，从民国始迄于今，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场变革的纪念，解读，反思和沉潜。

　　曾记得，一个国家的国家博物馆大门上醒目地镌刻着：“只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活着，这个国家才活着。”把辛亥革命从尘封的岁月中清晰地推在我们面前的，有思想者，也有出版人的责任出席。1912年，一部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《辛亥革命始末记》，首次使用了辛亥革命的提法。此后，梁启超、毛泽东、陈独秀在其探寻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宏文中，“辛亥革命”一词均有表述。

　　从观察者的角度看，我们可以说，辛亥革命一百年来，出版人责任的担当从未缺席，血脉的绵延从未隔断。邹容的《革命军》，陈天华的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等，如挟风带火，雷雹俱下；章炳麟的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黄汉兴的《回天手段》，卢信的《救苦救难》等，革命不易，建设更难。只不过，经过100年时间的淬火，思想的打磨，我们的视角更多元，理解更深刻。一百年后，关于辛亥革命的图书已然蔚为壮观，有全景式叙述历史的，如《天变：辛亥革命纪实》、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》、《辛亥革命史》等；有口述历史的，如《孙逸仙传记》、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等；也有反思历史的，如《辛亥：摇晃的中国》等。这是当代出版人责任的出席。

　　历史是用来叙述的。往事越百年，今天，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历史故事包括浸润鲜血的历史桥段，出现了传说、演绎、戏说，甚至误读。历史传着传着就走样了。

　　这不是历史的过错。正如英国文学史家圣茨伯里指出的：“历史学家可以说谎，但历史不行。”研究历史就是在与过去对话，在这种对话中，保持主动并掌握话语权的是现在。遗憾的是，世俗的喧嚣，击穿了历史的围墙，当历史被现在的人们轻松地演绎甚或成为一种谈资，展现给我们的历史就似是而非，它附丽在名和利的屋檐下，淋了个透湿；它成了个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，丧失了本真；甚至成了思维的口香糖，可以咀嚼、品味，却难以下咽。中国现代历史学家、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一书中最后说：历史终是客观事实，历史没有不对的，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，不把历史作参考。钱穆先生这句话烛照出中国近现代文化人书写历史、传播历史的一个缩影，值得当代学人和出版人警醒。

　　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历史题材出版物，在纲举目张中叙述历史，有三种典型的话语方式。

　　还原历史。历史学研究者有个形象的说法：“空着双手进入历史。”就是接近历史，不带特定的意图，不限定特定的对象和主题等。学者易中天说得好：“把历史从冰箱里取出来慢慢化冻。”

　　妙说历史。易中天在谈论自己“历史其里、文学其表”的讲座方式时，坦言：真实的不好看，好看的不真实，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“妙说”。在快节奏的今天，历史不能板着脸，不能无视对象就如同财务报表一般罗列历史事件条目，它要以更让读者接受的方式呈现。

　　批判历史。学者余秋雨讲过一个观点：批判像一块粗粝的抹布，往往使擦拭的对象越加清晰亮堂。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张鸣推出的《辛亥：摇晃的中国》被称为“辛亥百年反思第一书”。张鸣说：“如果有人看了此书，不再像过去那样， 把这场革命符号化，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　

　　清代魏源认为“执古以绳今，是为诬今；执今以律古，是为诬古”。今天，我们回望历史，既不能庖丁解牛，大卸八块；也不能囫囵吞枣，不明就里。可以思考的探索的还有很多。我们用中华儿女的情怀观照辛亥革命百年历史，用出版人的责任担当观照历史类出版物，我觉得中山先生的一句话穿越了历史的天空，至今仍然振聋发聩：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。”